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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政党治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关键要素
2021年08月09日 06:32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包心鉴 字号
2021年08月09日 06:32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包心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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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勇于自我革命,严格政党治理,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党品格,是党赢得百年辉煌的关键要素。百年党史深刻昭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突破口,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重点内容的政党治理,赢得了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辉煌。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为突出标志的政党治理,赢得了党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辉煌。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民至上,自我革命为出发点,以正风肃纪,反腐倡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鲜明特色的政党治理,赢得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辉煌。胸怀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严格的政党治理,必将赢得更久远的伟大辉煌。

  关键词:政党治理 百年辉煌 端正路线 制度改革 反腐倡廉  

  政党治理,是政党政治时代一种特有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政党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又对国家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引领作用,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治理。党是阶级的组织,是特殊的政治实体。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政党要实现自己的阶级使命,彰显自己的政治价值,都有一个不断加强自身治理,以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然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由于其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具有天然的阶级局限性和私利性,因而不可能顺应社会发展需求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自觉地加强自身治理。而只有代表“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的无产阶级政党,才具有自觉的政党治理需求和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政党。在领导伟大社会革命中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在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不断加强政党治理,通过严格的政党治理不断清除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确保党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也是党百年辉煌历史的一条根本经验。百年党史深刻昭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只有更加注重政党治理,以严格的政党治理推动国家治理,带动社会治理,才能始终保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本色,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以端正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重点内容的政党治理,确保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伟大辉煌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和指导下成立的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消灭资本私有制”;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完备的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2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立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推进中国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然而,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对于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都还是十分严峻的课题。党的早期领导人包括陈独秀,也曾思考过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符合中国实际,甚至明确提出不能照搬苏俄革命的做法和经验,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知之不深,尤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实际情况缺乏深刻的认识,先后发生了几次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党的队伍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错误和挫折使党的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党的队伍建设,严格加强党的自身治理。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思想建党”统领党和军队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不啻开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之先河。这次会议的直接背景是在如何建设工农红军问题上党内存在严重分歧,以及党和军队内部存在极端民主化,盲动主义,流寇主义和军阀作风等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内斗争必须从加强党内政治教育,提高党内政治水平抓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3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近三万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案,贯穿一条主线,这就是:以思想建党统领政治建军。古田会议的突出贡献是明确规定了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于党的政治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而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自身必须坚强有力。正是由于通过开展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政治教育和政党治理,不断清除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各种错误倾向,有力促进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为建设一支自觉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民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开展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政治教育和政党治理,厘清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实现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为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被围剿,被追杀的情况下,我们党还不可能集中精力全面地大规模地加强自身治理。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治理,应该说是在延安时期。在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在领导全民族抗战和根据地建设的繁忙日子里,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和总结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经历,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毛泽东深刻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4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纠正或要避免“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5

  为什么在党早期历史上会屡屡发生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归根到底是由于不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企图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指导,从而导致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抽象地谈论,搬用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从而导致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两种错误倾向,都给党造成了巨大损失,尤其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险些葬送了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正是在深入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经苦难曲折之后的伟大政治觉醒,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针对党内存在的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部不朽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险阻,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独立自主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极端重要性,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政治觉醒的基本出发点。在一系列经验总结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他精辟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这就是,“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六中全会之后,1939年至1940年初,毛泽东连续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进一步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8,而且给党的自身建设和政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正是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思想指引和推动下,1941年到1945年,我们党在延安开展了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9为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堪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完整的,系统的,典型的政党治理。延安整风的直接指向,是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这是党的历史上反复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主观主义必然带来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作风上的形式主义。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是切实解决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问题10,从而“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扎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11。延安整风的重大成效,就是进一步锻造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12,从而使党内的政治建设,思想基础和作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使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13。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突破口,以延安整风为主要手段,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重点内容的政党治理,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巩固,赢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夺取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辉煌。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党的七大明确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从而确保了党胜利前进的方向;党的七大明确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从而树立了党的良好形象;党的七大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必须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倾向,从而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有了根本保证。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全党高度团结统一,中国革命节节胜利。在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进京赶考”的重大命题,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政治告诫,严格确立了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确保了全党尤其是高中级干部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为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加强自身治理,继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本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全面推进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为突出标志的政党治理,确保党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领导力量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开启了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政党治理新征程。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建设造成的深远危害,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权力腐败现象,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刚刚打开国门给党的建设带来的复杂影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一方面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13另一方面明确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反复告诫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中央“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4。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15。这些精辟论述,鞭辟入里,高瞻远瞩,为新时期的政党治理指出了明确方向。

  新时期加强政党治理从何处切入?邓小平深入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深入分析党和国家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弊端,紧紧抓住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这两大基本环节,卓有成效地把新时期管党治党推向前进。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发完善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开创性地把制度改革引入政党治理视野,紧紧抓住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一最关键环节来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可谓是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也是中共党史乃至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有关问题。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6实践表明,邓小平“8·18”重要讲话,是改革开放之初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入解决党内存在突出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执政党治理的伟大纲领。

  在邓小平关于制度治党思想指引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从制度层面推进政党治理,着重解决了党的建设面临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是紧紧抓住制度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和“文化大革命”教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评价,有效防止和消除了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不幸。”17邓小平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18正是在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我们党通过反复讨论,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发挥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奠定了长远基础。

  二是深入推进以清除官僚主义弊端为主要任务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着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9。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长期积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深重影响,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端。邓小平尖锐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这种官僚主义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20现行官僚主义的根源是什么?邓小平精辟分析指出,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21除此之外,官僚主义的另一个病根,就是缺少严格的制度监督和法治约束。“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22邓小平的这些精辟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击中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种种弊端的要害。因此,他明确指出,必须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23

  邓小平关于从制度层面反对和清除官僚主义弊端的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执政党治理的一条基本规律,对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党治理,尤其具有长久性的指导意义。历史与现实表明,共产党执政时间越长,从制度层面反对和清除官僚主义弊端的任务越迫切,越艰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高瞻远瞩地指出,无产阶级执掌国家政权后,要时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形成官僚利益集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深刻分析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政权面临的严峻考验,耳提面命地告诫,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毁掉苏维埃共和国的话,那就是执政党和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毛泽东针对建国后我们党面临的严峻考验,一针见血地强调,要警惕执政党内形成官僚主义者阶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反对特权思想,清除官僚主义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和严格政党治理的突出任务。总之,从制度层面反对和清除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后加强自身治理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在高度重视制度治党,着重从领导制度改革的层面严格政党治理的同时,邓小平还特别重视发扬党的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着重从思想作风层面严格政党治理,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重新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24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25二是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26要“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27三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28“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29四是严格加强党的纪律。“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30五是端正党的作风,坚决惩治腐败。“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31“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32“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33

  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为突出标志的政党治理,使党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外部环境的严峻考验,赢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前进的伟大辉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针对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复杂形势和我们党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进一步回答了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进一步推进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党治理。科学发展观,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全面,不平衡的问题以及给我们党带来的新的复杂考验,进一步回答了党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在领导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课题,把新形势下的政党治理进一步推向前进。

  三,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民至上,自我革命为出发点,全面推进以正风肃纪,反腐倡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鲜明特色的政党治理,确保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创新局面,奋勇进入新时代。从严格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中国共产党人自觉的政党治理作为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的。正是由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高度政治自觉,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坚定决心,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态度,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坚强勇气正风肃纪,反腐倡廉,以铁的纪律和规矩加强对权力的制度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有效改变了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状况,使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开创了新时代,赢得了新时代,意气风发地走在新时代前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永恒的课题,是推进伟大自我革命,严格政党治理的根本动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确立的初心和使命,是建党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牢牢坚持人民的立场,矢志不渝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源泉。在百年辉煌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团结奋进,前赴后继,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根本扭转中华民族命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历史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把握规律,坚定自信,紧紧依靠人民成功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国之治,促进中国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为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时刻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和先进性的鲜活体现,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从党的初心和使命出发认识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特点,也是严格政党治理的根本依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率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意味深长地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34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严格政党治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来自于坚定的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立场决定行动。作为特殊的政治实体,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特定的政治立场。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深刻反映着这个政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不管其名称如何,自我标榜如何,其政治立场只会是资产阶级的立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立场。这样的政党,不可能具有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自觉地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不断检讨和校正自己的错误与失误,具有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具有严格政党治理的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先进政党,坚定地站在人民至上的立场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忠于人民,自我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党本色,也是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党的政治立场进行了深刻总结和深入阐发,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把对人民的责任牢牢扛在肩上”,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指明,人民的立场就是党的立场,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底气,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力量的根本所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和阐发了“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和科学真理:“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35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时刻坚持人民至上,我们党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也就没有解决不了的自身问题,没有克服不了的自身错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伟大社会革命中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和内在逻辑。

  勇于自我革命,严格政党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展示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又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把勇于自我革命提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和伟大工程上来,反复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要把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在伟大社会革命中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用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啻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党品质和治党逻辑,也是时代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把勇于自我革命,严格政党治理更加紧迫地提到全党面前。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的任务更加光荣艰巨,在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要乘势而上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统筹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党必须更加坚强有力,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好伟大工程。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进入新时代,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党风廉政建设依然在路上,严格政党治理不可有丝毫懈怠。针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管党治党面临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尤其各级领导干部:“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36

  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这也是新时代新征程对严格政党治理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确保这一政党性质和政治本色,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党必须时刻警惕,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37党的百年历史表明,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38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民至上,自我革命为根本出发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在着力解决“四风”顽症,严格党的规矩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完善权力监督体系等方面全面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倡廉,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管党治党成效,在百年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为深入回答共产党如何执政,如何执好政的重大时代课题,为深入破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启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在新时代层面上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和毛泽东,邓小平的管党治党理论,是新时代严格政党治理的思想指南和根本遵循。

  ——严格政党治理,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抓“关键少数”;“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坚持标本兼治,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从根本上清除权力腐败。

  ——严格政党治理,核心任务是解决“四风”顽症,端正党的作风。“四风”(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要害是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损害党群关系,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四风”问题顽固反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尤其难以彻底根除,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注重“四风”的新形式,新表现,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久久为功祛除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严格政党治理,关键环节是严守政治规矩,严格政治纪律。党的百年历程表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维系党内团结,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最重要武器。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西柏坡考察,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屋子里意味深长地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39党的政治规矩包括丰富内涵,核心是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重塑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约束力,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严格政党治理,根本路径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加强政党治理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工作,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严格政党治理,治本之策是完善权力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必须建立完善的党内监督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必须完善国家监察体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严格政党治理,根本目的是实现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制度治党,纪律塑党,质量兴党。坚持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新形势的思想建党,就是要紧紧抓住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践行群众路线,扭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这个“总开关”,打好党的建设的思想根基。思想建党的核心是理论强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党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坚强战斗力的根本所在。坚持制度治党,就是要坚持制度改革不动摇,强化制度约束不放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懈怠,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的链条,确保一切公权力不被滥用,充分发挥制度体系管党治党的长效作用,注重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纪律塑党,就是要严明政治纪律不含糊,严守政治规矩不留缝,严格尊崇党章,严格遵守党内法规,使铁的纪律和规矩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用纪律和规矩塑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制度治党,纪律塑党,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最终落脚到质量兴党,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使所有党员都有党员的样子,使所有干部都成为人民的表率,使全党永远朝气蓬勃,坚强有力。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民至上,自我革命为出发点,全面推进以正风肃纪,反腐倡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鲜明特色的政党治理,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伟大辉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胸怀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勇于自我革命,严格政党治理,赢得了第一个百年的伟大辉煌,也必将在新的历史征途上继续开拓前进,赢得第二个百年的伟大辉煌。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36—37页,第4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

  3.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第111—11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06页。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9.10.1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第812页,第875页,第94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3.16.17.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1页,第342页,第333页,第333页,第298页,29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4页,第380页,38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20.21.22.23.25.2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5页,第327页,第328页,第328页,第328页,第114页,第365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27. 28.29.32.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页,第147页,第382页,第327页,第379页。

  30.3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7页,第178页。

  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97页,498页,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35.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1页。

  37.38.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39.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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