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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共百年华诞暨中联部成立70周年: 【百年大党历程】肖枫:谈“百年党的对外工作实践与理论”热点难点问题
2021年03月16日 09:10 来源:long8唯一官方网站 作者:肖枫 字号
2021年03月16日 09:10
来源:long8唯一官方网站 作者:肖枫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政党外交;解放思想;创新发展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政党外交;解放思想;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至今也满70周年了。经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转折”,中国共产党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同世界各国政党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不断扩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现已与世界16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和组织保持和发展着关系,呈现出 “知交尽四海,亲朋遍五洲”的崭新局面。这种局面是如何出现的?其合理性,开创性和历史必然性何在?其理论和历史逻辑在哪里?对新中国前30年应如何全面认识,总结和评估?对历史教训和“历史遗留问题”应如何认识和梳理?围绕“百年党的对外工作实践与理论”这个主题,作者以自己亲身经历和多年研究之心得,对上述实践和理论热点和难点坦陈己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政党外交;解放思想;创新发展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又是党的对外职能部门中央对外联络部建部70周年。作为有65年党龄的老党员,60年部龄的“老中联部人”,我深感有责任和义务,在亲身经历和研究心得的基础上,就“百年党的对外工作实践与理论”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坦陈己见,供各方研究参考。

一,如何用“大历史观”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党的对外工作这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党一成立就与世界有联系,梳理总结党的对外工作百年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观”,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观”,要把中共百年史放到 “世界共运发展史”中去考察。这就是说,决不能脱离世界社会主义总的情况,孤立地去看待中共对外工作这一百年。

  我曾经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时提出过“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三个70年”的说法,即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第一个70年。这一阶段主要特征是从理论上唤醒民众斗争意识,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突破。从十月革命到1987年是第二个70年,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在取得大发展之后面临发展困境,“面的扩大”受阻(注:苏东剧变导致社会主义范围不是扩大,而是严重缩小),必须重视“质的提高”。第三个70年是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质的提高”,以自身成功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预计到那个时候,世界社会主义将会迎来大的发展。

  我敬佩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曾对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三个70年”的说法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将其与童大林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三个70年”作了比较和学术考察:“童大林在1984年中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时,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角度,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三个70年’的说法。无独有偶,肖枫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提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三个70年’。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三个‘70年’,这是‘很新的见解’,是‘全书的立题之基,划题之界’”。[1]

  同理,现在谈百年党的对外工作的实践和理论,也需要有个总体概括。如何从总体上概括百年党的对外工作?简而言之,就这么三句话:发展史上的“三个阶段”,工作性质范围上的“双重定位”,实践经验上的“一个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首先,从百年发展史上讲,这百年党的对外工作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30年—30年—40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年(确切说是28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处理与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既要争取外来支持和帮助,又要努力争取独立自主,摆脱外来控制。这一时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艰巨过程,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以1978年“历史性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30年属于“传统的党的对外工作”时期,既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包含深刻的历史教训;后40年由于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的对外工作进入了以“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为主要标志的新时期。

  研究党的对外工作这一百年,重点和难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年,基本问题已有研究基础和公认看法,一般不会有太大争议。当然其中个别问题,如怎样评价共产国际,似乎还需深入研究。1943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毛泽东说:“第三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他还说:“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2] 胡乔木1980年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3] 近年某部一次有许多部领导同志参加的庆祝活动,其节目主持人在台上喊出“第三国际万岁!”时,人们并没觉得有何“不妥”。其实,第三国际1943 年解散时,毛泽东是很高兴并给予肯定的,对此我们全党都是肯定的,按理讲“第三国际”今天本不应再获得“万岁”这样的珍贵地位了。此事足以说明,对共产国际还需深入研究,并需普及相关知识。

  其次,从工作性质的范围上看,党的对外工作具有“双重定位”:既是党的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又是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

  作为“政党外交”,党的对外工作无疑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时还有“对内服务”的功能,即要为党的历史使命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服务,因而是整个党的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

  习近平对党的对外工作明确提出“双重定位”:“党的对外工作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战线,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4] 2011年1月17日,在中联部成立60周年大会上,他又提出“四个重要”的要求:“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党的对外工作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重,责任大,一定要继往开来,开拓进取,再创辉煌,努力成为促进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为展示党的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窗口,成为党员领导干部观察和研究世界的重要平台,成为借鉴国外经验,为中央决策服务的重要渠道。”[5]

  1月17日,纪念党的对外工作90年暨中联部建部60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讲话。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可见“党的对外工作”这个提法,比“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这个概念要宽,要大,二者既不能完全等同,也不可相互替代。现在虽然以“政党外交”为主要标志了,但“党的对外工作”这个概念还是客观存在,必须使用的。

  再次,从实践经验上看,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彼此相互促进。

  党对外工作转型,发展,创新的这一百年,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一百年。理论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也离不开理论指导,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从这个意义讲,党对外工作的发展创新,首先应起步于思想理论上的发展创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在党和国家发展史,甚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当作为历史发展的“分界”来看待和处理,只有这样才符合客观事实。

二,如何认识和评价新中国前30年党的对外工作?

  新中国的前30年,属于党的传统对外工作时期,既取得了辉煌成就,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全面地加以总结和梳理。

  首先,在当年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继承马克思主义“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思路是正确的,必要的。客观情况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界上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支持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非拉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和支持,结交了不少“铁哥们”和真朋友。70年代,中国被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抬入”联合国,这绝不是偶然的,应当说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成就辉煌,值得肯定和赞扬。

  要全面看待和阐述新中国当年的“国际形象”,既爱好和维护世界和平,又不乞求和平,不信邪不怕压,既不惹事,也决不怕事。新中国刚一成立,美国就将战火烧到家门口,中国被迫抗美援朝,狠狠教训了美国。后又坚定反对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不怕苏联威胁,全面展示了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独立自主的良好国际形象,既符合现实斗争需要,又能反映党对外工作发展历程的曲折复杂。

  在肯定历史成就的同时,还要承认这一阶段有过的错误和教训。对这些历史错误和教训,要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做出总结和梳理,以还原历史真相。在这一方面,邓小平采用“回头看”的方法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即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运用发展了的观点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当年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以历史检验过的结果为依据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其次,有些“敏感”的历史问题,现在已经妥善解决成为历史了,没必要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1966年之后,在“支左反修,支援世界革命”中受“左”的思想影响,对东南亚某些国家共产党的支持和支援,做得有些“过头”,留下了“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事实。

  毛泽东1975年讲的“共产党哪有不支持共产党的?!”[6] 这句话是“天经地义”的,曾经是新时期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思想障碍。其实,对此是要做具体分析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共党内曾有人主张“即使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将其斥之为“奇谈怪论”。列宁驳斥说:“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赞成‘强行推动革命’,即使我们‘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反而会妨碍它。”[7] 这就是说,在任何情况无条件无原则奉行“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的做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对于“文革”时期的一些做法,党中央调整思路,采取相应的新方针,妥善地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新时期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方针,可概括为三条:一是不放弃“两个关系”原则,但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出调整。一方面继续坚持“党是党的关系,国家是国家关系”[8] ,绝不因为要发展国家关系而公开声明“不再支持共产党”;另一方面,对过去在“支持共产党”名义之下所做的一些不合适的做法,则需尽快纠正和解决。二是奉行“劝和”方针,劝说政府与共产党双方“和谈”,“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邓小平对缅甸总统奈温说:“我们希望你们和谈,但谈不成,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希望你们自己解决,希望让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三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尤其要与“街坊邻居”搞好关系,相安无事。在党与党,国家与国家这“两个关系”当中,我们已有所侧重,即强调最重要的是“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两国人民的友谊”[9] 。

  经过我们党耐心细致的工作,有关国家共产党与政府通过和谈达成了和平协议,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泰国,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人民军于1989年12月2日签署了和平协议,实现了马共总书记陈平所说的“有尊严的和平”。[10] 人民军自行解散,销毁武器,作为公民自由参加政治活动。政府为马共及其解散后的武装部队成员提供了土地,房产等安置资源。现在前人民军成员在勿洞建起的和平村,已成为旅游胜地,景点包括当年挂有马,恩,列,斯,毛画像的党校课堂,军事指挥部。

  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已于2013年在泰国曼谷去世,享年89岁。他生前说《合艾和平协议》实现了“有尊严的和平”。此照片是马来西亚网络上的一张截图。作者供图

  “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解决,既是我党对外工作完成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对外工作指导思想由“支援世界革命”转向“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关键。正面回应这个历史问题,不仅是国家日益自信的表现,也有利于改善中国形象,增加国际社会更多的信任,以服务于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

  作为新时期中联部改革开放的亲身经历者,我对这些情况比较熟悉,所说情况是可信的。2016年我要出文集,写了一篇《新时期中联部是如何转变和发展的?》,出版前请中联部老部长朱良同志审阅,他审阅后批曰:“我看过不少讲粉碎四人帮后中联部工作的调整经过的文章,感到这一篇是最全面的,比较客观,公正,符合事实的”。

  再次,对一些有“争议”的理论问题,邓小平以“回头看”的方式得出的精辟论断,应作为全党的“认识准绳”。

  关于“大论战”。邓小平认为,60年代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在前一问题上,总的来说我们是对的。对于后一问题,邓小平则基本持否定态度,他提出了不搞争论的原则:“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11]

  关于我们的主要错误。邓小平说:“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12]

  关于《九评》的评价。邓小平认为,对《九评》的意识形态争论不能肯定。1989年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3]

  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我在20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一书中已设专章作了阐述。我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借助了中联部的“近水楼台”,能第一时间得知国际形势的动态进展,以及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和中央精神,甚至比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部门都要早。当书稿编好后,邓小平的谈话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书中的内容已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所以我在“后记”中坦陈:如果本书对读者有参考价值,首先得益于我长期所处的“中联部工作的条件和环境”,也应感谢部内领导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当然,因为大部分精力要花在对外交往事务上,难得坐下来研究,这是中联部不利于搞历史理论研究的因素。而我本人在这一时期已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可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于是得以连续出版一些著作。1998年我主编出版《社会主义向何处去》,2000年撰写出版《两个主义一百年》,2003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并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反响。

《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书影。作者供图

  2003年出版《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一书时,得到几位名人大家的支持,他们分别为此书作序,或写“代序”“序论”。此书出版前,中联部副部长张志军同志批示:“此书应该出,会带来很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另,书中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我部也应研究,形成我部的正式成果。”

  十多年过去了,仍未见这方面全面系统的研究,仍缺乏中联部在这方面的“官方口径”。当然,中联部日常对外交往任务繁重,现实动态研究任务是主要的,对历史理论研究确实没有那么多精力和力量。然而问题在于,就全党而言对此类问题长期没有一个基本看法和公认的说法,随时都会冒出些新的问题来。譬如1991年苏联“8·19事件”后,苏共在几天时间内就彻底崩溃了。国内有不少同志出于义愤,要求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认为“九评”是正确的(苏联果然是“红旗落地”了),强烈要求肯定“九评”。江泽民要求中联部拿出意见,我当时在中联部研究室分管理论和共运研究,参与起草报告。9月17日提交的报告,基本精神是按邓小平讲话精神写的,不肯定“九评”,也不公开批评戈尔巴乔夫,而是与戈尔巴乔夫划清界线,但不再搞论战。中央接受了中联部意见。但回头看,我们也有缺失和不足,当时“就事论事”处理此事,没顾及今后。如果能像1979年平反王稼祥同志所谓“三和一少”问题报中央批准认可后,再向全党作通报,获得全党共识,那么对“九评”“大论战”等历史问题,就有“正式口径”了。

  正是由于长期对“大论战”和“九评”问题没有正式说法,后来社会上一再出现肯定“九评”的论调。2013年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又约我写出《如何看待中苏论战与“九评”问题》的文章予以应对。现在应怎么办?我建议,借建党百年的机遇,请中联部,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部门协商合作,组织力量共同研究梳理,争取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理论问题取得较一致的认识和看法,报请中央批准认可,以解决这类长期无人管的问题。

三,如何论证和概括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

  认识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把握和阐述好“历史性转折”是关键。这一问题阐述好了,后面的成就和变化才是“顺理成章”的,我们现行的政策才是可信的,必然的。

  首先,要把握新时期“历史性转折”的几个关键步骤,先是打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总开关”,然后是战略思路的转变,最后才是实践中的创新。

  1978年“历史性全会”之后,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和决策上实行了“三大转变”。一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定下心来一心搞建设;二是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转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政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三是改变传统“支持世界革命”的对外战略,转向“为国内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 [14]。这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从此整个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党从思想路线上的这些转变,不仅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指导党的对外工作确立了“四个历史性的改变和突破”。一是指导思想上,实现从“支援世界革命”到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历史性转变与突破;二是对外交往原则方面,从“以我划线”转到按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和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促进交流和合作;三是交往对象上,由过去只同共产党交往,转到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同世界各类主流政党进行全方位交往;四是在交往方式上,实现了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参与部门较少,到广泛交流,党的各级组织有序参与的历史性转变与突破。

  这些转变集中到一点,就是由过去那种“战争与革命”年代党的传统对外工作,发展成公开透明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从此,党的对外工作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联部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部”。

  其次,要全面认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特点和优势,深刻认识其合理性和创新性,充分发挥其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独具特色和优势。一是这种“政党外交”已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党的对外工作,彻底扫除了过去封闭性,排他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代之以公开透明,包容开放等现代政党交往中普遍通行的各种原则。二是这种“政党外交”也不同于一般的“政府外交”。它不直接处理国家间的具体事务,而更突出相互理解和交朋友;不拘泥于外交礼仪与形式,可以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广泛,深入交换看法,增进相互理解。这种形式具有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可以提高和增强国家“软实力”。三是这种政党外交之所以称之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

  中国的“政党体制”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而是一种“多党制”。但中国也不是西方轮流执政的“多党制”,而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党制”。[15] 所谓“独具特色的多党制”,就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这种政党和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者和执政者,其他政党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是“协商合作”的关系,而不是西方那种“多党竞争”,“轮流坐庄”的关系。中国实行的是“选举+协商”的民主形式,而不是迷信“选举”这一种形式,这也优于西方已陷入民粹主义并带来体制危机的那种“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和领导地位具有稳定性。这种官方性,权威性和稳定性,使其与外国政党的交往关系,具有政府之外“第二管道外交”的性质。这种稳定优势,使许多外国政党很看重,很珍惜同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关系。不少国家和政党认为,只与中国政府有外交关系,而不与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关系,是不完整,不完全的。

  再次,要从理论上论证好新时期“历史性转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夯实思想认识的根底。

  从根本上讲,党对外工作的转折创新,是客观历史条件发展变化的结果,是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要求。70年代前后,客观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一是60年代殖民体系崩溃之后,新独立国家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二是70年代美国从越南败退,后来亚非拉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转入“沉寂”阶段;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和,明显不具革命形势;四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急需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绝大多数国家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潮流和时代主题,这与先前“战争与革命”年代是大不相同的。

  党对外工作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国际共运”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整我们党的对外关系。早在1979年,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提出:“现在提国际共运,只能是个因袭下来的提法,真正说起来,这个国际共运是不存在的”,“国际共运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动,现在都没有了”,“国际共运是有‘各方面内部联系’的,现在这个联系没有了,用世界共运这个名词可能好一点”。[16] 李老这里所说的——“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就是指原来国际共运中封闭,排他,特殊神秘的“兄弟党关系”。“现在这个联系没有了”,标志着党际关系变得公开,透明了,既不是“兄弟”,也不是“盟友”,而是平等的“伙伴”,即在向“一般的政党关系”转变和发展。李一氓同志的这些观点,抓住了当时共运带全局性的大变化,准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成为新时期党对外工作调整转变的客观依据和总的理论指导。各国的党强调“独立自主”,从本国实际出发;强调“民族特色”而不是遵循所谓共同规律,各国的党不必采取完全一致的政策和做法。这是党的对外工作转折发展的必然趋势。

  著名党史和理论家龚育之同志,对李一氓同志这些观点评价很高。他说:李老提出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要重新研究,“国际共运”的提法只是历史的沿袭,现在怎么提,也要重新研究,这是很有理论勇气,也是很有理论创见的。这使他回想起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内理论思想活跃的生动景象。龚育之同志2003年11月在《学习时报》以“党史札记”的方式,发表了他给我的这封信,并加标题为《读〈从李一氓同志的一个重要观点谈起〉》,突现他对李一氓同志这些观点的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很高的理论和历史评价。

  2003年11月《学习时报》发表题为《读〈从李一氓同志的一个重要观点谈起〉》文章,作者供图

  我很尊敬李一氓同志,很赞赏他“国际共运不存在了”的理论创见。但为避免误解,我又主张明确地提为“国际共运原来意义上的国际性已不复存在了”,在国际性前面加上“原来意义上”的几个限定词。因为李一氓同志将中联部内刊《国际共运》改名为《世界共运》,就表明他本意并不是否定这个“运动本身”,而只是否定原来采取的那种“形式和方式”。1989年5月,我通过其秘书于洪海同志征求他的意见,一个月后(即6月21日)正在病中的李一氓同志给我回信(全文已发表在书里),令我这个晚辈很感动,也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

  对此,龚育之同志也发表评论,提出了很有见地,很有影响的观点。龚育之同志说:“李老那时是在党中央一个部门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可以说是一位‘高官’吧,他研究这两个问题(不只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官方研究’吧,他的理论思考所形成的观点,如果得到中央领导的,全党的同意,可以说就成了‘官方观点’吧。可见,‘官方研究’,‘官方观点’可以也应该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理论上很有创新的。 ‘官方研究’既然应该是创造性的,就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争论,创新也就没有了。你对李老关于‘国际共运’的提法,既表示赞同又提出自己有所不同的意见,李老给你的回信,既坚持自己的意见又尊重你的意见。这个事例说明,在‘官方研究’中也是可以和应该有良好的学术风气的。只有保持这种良好的学风,‘官方研究’才能保持生机。”[17] 随后,龚育之同志的这些观点被媒体广泛转载,影响很大。

龚育之同志观点被转载的报刊文摘。作者供图

四,如何认识和理解党在相关理论问题上的转折与创新?

  人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实践和理论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厘清党在理论上的转折发展和创新,总体上要从“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上予以理解和把握。“继往”代表不能完全否定过去,要一脉相承;“开来”意味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要瞻前,也要顾后。

  首先,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与时俱进的,80年代初进行调整后不再提了。

  毛泽东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很具指导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战略思想,对改善中美关系,形成“大三角”的世界格局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头两三年时间内,我们党仍很强调“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强调战争不可避免,认为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撰写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头条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作者供图

  1980年春天,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在部内组织力量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要重新研究。当年我被吸收加入 “三个世界”问题研究小组。报告提出,我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不能拘泥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对这个“理论”要重新研究。李老认为,将这一划分称为“理论”看来不甚恰当。列宁不同时期对世界政治力量都做过不同的划分,但他本人和别人都没将其称为“理论”。我们党的十一大文件,甚至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就更值得研究了。现在我们党主张各国党要独立自主,可又把自己提出的这种“划分”称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似乎别人都要照此办事,岂不矛盾?岂不让人产生误解?更主要的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突破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框架,我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不能拘泥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应改变从“三个世界划分”出发所形成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我们应强调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据李一氓参与中央相关讨论回部传达说,对“三个世界划分”问题的意见,中央是认可的,只是不正式向下传达,学术界仍可讨论。[18]

  从1980年前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现实变动情况看,这种调整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刚实现了正常化后,美国国会于3月26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使中美关系围绕“对台售武”问题经历着一场危机。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24日发表“塔什干讲话”,释放出改善苏中关系“新意”。中国利用了这一形势,逼美国做出让步。一个多月后,即1982年5月8日邓小平会见乔治·布什,中美于8月15日达成协议,发表“八一七公报”。美方做出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19]

  1982年5月8日邓小平会见乔治·布什,中美于8月15日达成协议,8月17日发表“八一七公报”,作者供图

  事实表明,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认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这是正确的,对中国有利的。

  其次,关于“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是发展的,现在虽然不再强调,但其精神已继往开来,有所创新。既然有新提法,新说法,新内容,就不必再用旧概念,旧提法了。

  恩格斯很强调无产阶级事业的“国际性”。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20世纪,列宁从俄国实际出发,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将“数国同时革命”的设想变成了“一国首先革命”的实践,并开创了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先例。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国际主义”的理解和在行动方面是与时俱进的。胜利初期,列宁强调“国际主义”,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到来,以支撑苏维埃政权。他采取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战略,并成立了“共产国际”。但后来世界革命形势并未到来,他转而强调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他提到,“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和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20] 列宁不仅明确驳斥了一些极左的“奇谈怪论”,[21] 而且鲜明主张“我们在国际政策上要尽可能地机动灵活”,对外“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22]

  “国际主义”在中国也有过一番不平凡的经历,现在其精神尚存,但形式和内容都有所发展创新。“文革”时期对“国际主义”提得很高,改革开放后强调“独立自主”,对“国际主义”逐渐淡化。其实,“独立自主”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国际主义”的同时,也主张各党“独立自主”。马克思“国际主义”的概念是包含各党“独立自主”原则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党章》删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但不等于彻底放弃“国际主义”,而是为了消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概念被歪曲,被滥用的不良后果。江泽民在任时期有种说法:“在共运低潮形势下,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就是最大最好的国际主义。”随后便长期不提“国际主义”。现在看来,原来意义上强调统一和一致“兄弟关系”式的国际性不存在了,现代意义上互利共赢“合作伙伴关系”式的国际性却越来越红火,尽管没沿用“国际主义”这个词,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国际主义精神。

  新世纪以来,党的历任领导在新条件下不断为“国际主义”精神开辟新境界,注入新内涵。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的战略思想。[23] 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又提出了与世界各国共建“和谐世界”的理念。[24]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习近平同志进一步高扬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 ,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形势下,为不确定,不稳定的世界与人类指明了正确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思想与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高度统一和有机融合,也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党的支持与认同,甚至进入了联合国,国际会议和一些国家政府的文件,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影响力,远远超越了昔日的“国际主义”。

  党的对外工作要以与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等原则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同各国各政党的“新型党际关系”,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再次,党的对外交往原则,方针是不断发展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往开来,开拓创新,正在形成全面崭新的理论体系。

  从历史情况看,最早提出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就是不断发展的。它开始是作为国际共运中的“兄弟党”关系准则,于1982正式提出的,因此还有个“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这样的意识形态前提。1987年党的十三大删除了这一前提,扩大到适用于其他政党。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增加了“本着求同存异精神,增加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针。于是党际交往原则实际上变成“4+1”了,即四项交往原则再加一个交往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求同存异”不仅是交往方针,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思想和原则。“求同存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让分歧变成相互关系上的障碍,因而能化解障碍,起到“柳暗花明”的成效。这既适用于国家关系,也适用于党际关系,既适用于不同意识形态政党,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间必须遵循的。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说过,王稼祥讲“共产党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26] ,归根结底也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现在看,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没有“特殊秘密”,是“一般政党”关系,不“求同存异”也会出问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没有停滞,理论发展也永无止境。党的对外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从指导思想理论观念,到方针原则开拓思路,都获得了全面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加强党的对外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正在形成全面崭新的理论体系,这是做好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

  最近王沪宁同志在党的对外工作100年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建部70年大会上,对做好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主动做好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认知,认可,认同。要高举构建新型政党关系的旗帜,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同世界各国政党的交流合作,拓展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要发挥党的对外工作在国家总体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更好服务和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推进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党的对外工作必将迎来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五,近40年来党的对外交往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理论源于实践,必将指导和推动实践的发展。最后还得谈谈在创新思想理论指导之下,党的对外工作究竟发生了哪些实际变化?

  “文革”时期只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交往。而当时区分“真假”马列主义的标准,一看是否拥护“文革”,二看是否拥护毛泽东思想,三看是否反“苏修”。结果到“文革”结束时,中共对外交往陷入谷底,原来有联系的80个“老党”剩下不到10个党还有来往,而与我国建立联系的新党大多没在本国站住脚跟,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很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打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总开关”,党的对外工作获得了全面发展和推进。大体说来经历了这样一些过程:一是突破惯例,从1978年开始同非洲一些民族民主政党发展党际关系。二是不纠缠历史旧账,主张向前看。从1980年邀请意共贝林格访华开始,与“老(共产)党”恢复和发展关系。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理解合作。从1981年开始与社会党发展关系。四是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与中断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陆续恢复关系,直至1989年5月与苏共恢复两党关系。五是从90年代开始,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政党发展关系。其中,1999年与法国共和与公民运动正式建立关系,与西班牙人民党,希腊新民主党,英国保守党,爱尔兰共和党,比利时自由党,奥地利人民党,意大利力量党,冰岛自由党,马耳他国民党等,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直至2010年,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大党关系也取得了突破。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前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森率领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团访华,参加当年3月30日至4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 “第一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并主办政党多边活动。2004年9月,在北京主办了“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35个国家81个政党,组织的领导人和代表350多人,以及两个国家4个政党和组织的观察员参加了会议。中国8个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分别以全国人大,政协领导人身份参加会议的主要活动。

  2010年5月,中国共产党倡议并主办了“首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来自欧洲22个国家,35个政党及两个欧洲地区性政党,3个欧洲议会党团的高层领导人出席了论坛,这几乎包括了欧洲政治光谱中的所有主流政党,开创了中欧政党交流史上新的纪录。

  2015年,中共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举办的“中拉政党论坛首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共和26个拉共体成员国执政党的代表齐聚一堂,在热烈的气氛中深入进行了交流。

  此外,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机制化的交流方式,中越,中日,中俄,中印,中欧,中英,中美政党对话机制先后展开;同英国,德国,法国的政党也签署了有关政党交流协议。

  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五次会议2015年12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作题为《中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做法与经验》的主旨讲话。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2017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有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代表出席。与会者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教文化上的各种差异,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这一主题展开对话交流。这不仅是世界政党史上的空前盛事,而且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空前扩大。

  2017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代表应邀出席。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举措和步骤,同一切愿意同我发展友好关系的政党,发展了“新型党际关系”,将过去党的传统对外工作转变发展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并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格局。

  目前,中国共产党同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和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关系,形成了以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合法在野党以及政党国际组织等为交往对象的政党交往新格局,党的对外交往呈现出“知交尽四海,亲朋遍五洲”的崭新局面。党的对外工作既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同时还是党的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平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部”。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肖枫:《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51页。

  [3]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84页。

  [4] 宋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对外工作重要思想》,求是杂志社编:《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673—680页。

  [5] 《习近平在纪念党的对外工作90年暨中联部建部60年大会上强调:党的对外工作要继往开来再创辉煌》,2011年1月17日,人民网 http://poIitics.people.com.cn/GB/1024/13751807.html

  [6] 肖枫:《世界社会主义:热点,焦点,难点》,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629页。

  [7]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3—424页。

  [8] 《李先念传(1949—1992)》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09年,第128—129页。

  [9] 肖枫:《世界社会主义:热点,焦点,难点》,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635—634页。

  [10] 肖枫:《7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发展成就和理论创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院报》2019年第5期,第130页。

  [1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8页。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8页。

  [15] 肖枫:《世界社会主义:热点,焦点,难点》,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431—432页。

  [16] 肖枫:《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4页。

  [17] 龚育之:读《从李一氓同志的一个重要观点谈起》,《学习时报》2003年11月17日。

  [18] 肖枫:《世界社会主义:热点,焦点,难点》,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609—610页。

  [19] 《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82年8月18日。

  [20] 《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21]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3-424页。

  [22]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3页。

  [23]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24]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25] 肖枫:《新中国70年党对外工作的历程和经验》,《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第27页。

  [26] 肖枫:《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314—315页。

作者简介

姓名:肖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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