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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汉国:深化国史研究 重视历史教育
2021年04月12日 08:57 来源:long8唯一官方网站 作者:郭飞 字号
2021年04月12日 08:57
来源:long8唯一官方网站 作者: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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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人:朱汉国,1954年生,江苏省常州人。197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史学博士。1995年晋升教授,1996年遴选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教育部高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兼任教育部基础教育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近年来参与国家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中等职业学校历史课程教学大纲》的研制。主要代表著作有《当代中国社会史》(六卷本),《中国政党制度史》,《华北农村的社会问题(1928-1937)》,《当代北京市居民的消费生活方式(1956—1998)》,《20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卷(1900-1949)》,《20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卷(1949-2000)》,《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中华民国史》(10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0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围绕国史研究,教学科研关系,治史感悟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朱汉国应邀接受了long8唯一官方网站的采访。  

  《当代中国社会史》:深化国史研究

  long8唯一官方网站:近些年您一直致力于社会史研究,并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能否介绍该课题的研究进展及所取得的成果?

  朱汉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开始把研究兴趣逐渐转向社会史研究。1996年,协助龚书铎先生主编出版中国第一部《中国社会通史》,该书共8卷,从中国先秦社会一直写到民国社会。此后,我相继承担了多项有关社会史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最近几年,我的研究精力主要是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这一重大项目。该项目是2010年年底核准立项,是国家社科基金第一个有关社会史的重大招标项目。在课题组同仁共同的努力下,这一课题已经完成,《当代中国社会史》已于2019年12月,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社会史著作的出版,对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该项目旨在系统而全面地论述当代中国社会领域发展的历史。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社会构成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建设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轴和核心内容;社会变迁,尤其是民众生活的变迁,以及和谐社会的最终实现,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前景和目标。基于此,本成果的总体框架分导论,当代中国社会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结语五个部分。

  我认为本项目成果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突破。

  一是探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构建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框架和学科体系。如何研究社会史?社会史究竟研究什么?学人们在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中,就表达了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社会史的对象,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泛。有人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本研究成果认为社会史研究对象较为适当的表述应包括社会基本构成和社会运行两大部分。就其中国当代社会史而言,其社会运行可分解为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两部分。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可概括成社会构成,社会建设,社会变迁三个方面。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要以剖析社会构成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应该说,本成果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框架的设计,是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的一种新探索。

  二是挖掘并利用一批新史料。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史的资料不可谓不丰富,但基本散见于各地。加之以往有关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学者更多侧重于党史研究,侧重于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因而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刚刚起步。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开展的即是深入档案馆,图书馆,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同时还深入到城乡基层组织机构和居民中间,收集民间史料和开展口述访谈。在研究中,本成果运用了大量未刊资料,披露了一批新史料。如文中征引的未刊档案就有175卷宗。此外,还有大量鲜为人利用的文献资料,报刊资料,民间史料等。

  三是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本成果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在分析框架上,从“国家—社会”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发展轨迹。把研究视角从传统的国家层面移向社会层面,并注意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本成果在论述当代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时,就把党和政府的社会救济举措与民间社会力量的救助举措结合起来论述,勾画了一幅社会救助的场景。如论述当代中国社会保险体系建立与完善时,就考察了社会保险体系的建设,如何经历了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动保险政策,发展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保险制度。其间,蕴含了国家和社会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保险体系建设中各自的作用及互动关系。应该说,只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商业保险的恢复和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保险才开始真正转变为普惠型的社会保险。

  在研究方法上,本成果还特别注重微观与宏观,个案与整体关系的处理。以整体的视野来看具体问题,进而又要以具体问题再现或窥探当时的整个社会状况。努力梳理研究对象前后左右相关各方的表面和背面关系,以求对它进行“立体多角度”的透视。所谓“前”,即重“渊源”;所谓“后”,则重“变化”;而“左右”则是重“比较”以见“异同”。在这一过程中,以前人从未采用或发现的新材料,构建历史的框架系统和丰富内容,并从基层民众生活的角度观照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历史变革。

  四是所述问题大多为原创性研究。在研究中,本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认识,新观点,新结论。如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构成的研究,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构成各要素自身发展变化的过程时,不是简单地套用党史或国史的历史分期,而是根据其自身内在的发展变化去考察其演进的过程。如当代中国的人口发展,认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3年,这是中国人口高速增长时期;第二阶段,从1973年到1999年,这是中国人口有计划地控制增长时期;第三阶段,是从2000年至今,这是中国人口低速增长时期。再如当代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认为从形成,固化到松解的过程,呈现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49至1958年,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初始固化时期;1958至1978年,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固化时期;1978至1992年,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松动时期;1992年以来,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交叉变动时期。其交叉变动的直接表现,即是一方面,城乡居民可以自由地来往工作或生活,另一方面,户籍人口仍受种种制约而不能自由更换城乡身份属性。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研究,突出的创新之处,一是厘清了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认为社会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建设内容不应如社会学者那样平面的划分若干方面,而应是立体的,系统的。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应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主要指党和政府关于社会建设目标的制定;第二层面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建设,主要指以民生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第三层面是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二是系统地阐述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各个方面近70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各自发展的特点及轨迹。三是揭示了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各种因素及相互关系,如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关系等。

  如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本成果比较清晰地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从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轨迹及基本轮廓,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阐述了社会分工,阶层分化与劳动生活之间的关联,揭示了劳动生活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此外,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些专题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对新中国工时制度及劳动保护问题的探究,对民众服饰的政治化与简朴化,单调化和革命化,社会化与多元化特点的归纳,对票证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联的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制度的特点及住房制度改革的探究,对交通设施建设与民众出行方式的变化的互动关系,对社会交往的日常工具,方式,称谓,用语,礼仪的变化特点的分析,对苏联文化影响下的民众生活的深入探究,对社会习俗的量变与质变的分析等,均在深入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深度解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如结语部分从四个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一是总结和概括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经近70多年的努力,当代中国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制度建设,教育事业建设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二是总结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方面的巨变。新中国成立后,民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变化,突出的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的显著增长,以及民众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日益改善的生活条件和不断提升的生活质量满意度越来越高。三是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艰巨的任务和挑战。如改善民生方面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仍很艰巨;由于自然,历史,经济等原因,我国区域间仍存在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有差距等问题。四是总结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特点,经验,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

  诚然,应该承认,研究当代社会史是个新课题,我们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史实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一些观点,但其间肯定还存在不足会谬误之处,还要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重视历史教育:国民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long8唯一官方网站:您多次参与国家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能否谈谈历史课程在国家基础教育中的作用。

  朱汉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历史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 他还指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事实上,中国历来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传统。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人们也常说:“以史为鉴”“读史明智”。

  从1999年开始,我开始参与世纪之交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主持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相继主编了北京师范大学版的初中历史教材和人民出版社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亲身经历了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过程,深感历史课程在国家基础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学习对个人而言,可以增进知识,促进思考,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健全人格。对一个民族而言,增强民族意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世致用,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对人类文明而言,传承历史,延续文明。汲取前人的智慧与教训,造福人类。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历史课程一直是作为必修的基础课程。把历史课程作为一门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对于提高中学生的人文素养,健全学生人格,使其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的有用人才,最终达成党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怀念王桧林先生: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贡献

  long8唯一官方网站:王桧林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极有影响力的专家,作为王桧林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能否请您谈谈王桧林先生的治学成就。

  朱汉国:王桧林先生已离开我们10多年了,作为他的学生,我读北师大本科的时候,王先生就开始指导我的写作。回想起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回忆先生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一幕幕如荧屏般浮现脑海。他的学术成就,我认为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他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王桧林先生1952年留校工作后即开始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其时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实际上仅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1956年,当时的高教部(作者注:高教部1952年成立,专指主管高等教育的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后与教育部合并)鉴于学术界要求在高校开设中国现代史课程的呼吁,邀请了部分高校草拟“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并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山东大学等部分教师编写“中国现代史”。王先生与北师大的王真教授,李隆基老师等参与了其间的工作,这部书就是后来李新,彭明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这项工作的参与,为王先生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年,北师大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成立,此为国内较早建立的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之一。

  为了拓展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王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在北师大历史系开设“抗日战争史专题”。该专题的三分之一内容为中共党史以外的历史,如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抗战主张,中间路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等。讲授这些内容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时代无疑是“大逆不道”,遭到了学校“四清”运动工作队的批判。每每讲到当时的情景,一向心气平和的王先生也难奈心中的不平。

  “文革”结束后,随着思想的解放,王先生及时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问题》。该文凝聚了先生多年来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思考。文章开篇即直指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根源。王先生指出:“左倾思想的影响,是开展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严重障碍。”先生在文章中较为详尽地提出了如何摆脱左倾思想束缚,科学地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问题。该文的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人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讨论。

  王先生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探索毫无保留地运用到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中。1977年,在王先生的组织下,北师大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的同仁开始编写《中国现代史》教材。这套教材跳出了旧有体系的窠臼,从通史的角度构建了中国现代史的体系。这套教材出版30年来,得到了学人的普遍认可,被许多高校历史系选作教科书,曾相继被北京市和教育部评为优秀教学成果和精品教材。许多同仁谈到中国现代史研究,都会提及王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对其个人和学界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史研究,1980年,王先生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现代史学会。在学会中,他历任学会副秘书长,副会长,名誉会长等职。任职期间,王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对学会的工作,大至学科发展,小至会费交纳,一直是兢兢业业。在他病重期间,我们弟子去看望他,他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发展和学会的发展。他曾多次对我们说,学会的成立及发展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每位会员都要将学会视为自己的家园。维护家园需要我们共同呵护,建设家园更需我们共同努力。

  作为他的弟子,我曾多次陪同先生参与学会活动。常为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对学会事务亲力亲为所感动。我曾记得,1997年学会在重庆召开年会,先生身体略有不适,我们曾劝他别去了。但先生笑笑说,学会一年开一次年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我还是去好。

  我还记得,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史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一直热心于与海外学术团体的联系。他常与我说,我们的研究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必须走出去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他在日本有许多学术朋友。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邀请他赴日本参加研讨会,恰遇他正患眼疾,不能前往,王先生嘱我代他前往。他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情,关系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也关系到学会之间的交往。

  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这仅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生对中国现代史学会的关心,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科发展在先生心中的地位。

  二是他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贡献。

  王桧林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研究。在其研究中,他用心最多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

  1983年,他与人合作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86年,他主编了国内第一套有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1998年他主编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传纪丛书》。与此同时,他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卓有见识的看法。其中一些论点直接影响了一代学人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思考。

  如《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派的反应》,客观地评述了共产党,国民党以及中间政派在九一变事变后的政治态度和变化。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转向反帝。面对这种变化,中国各政派反应不一,认识各异,基本上有三种情况:背向,旁向和面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背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偏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革命的中心任务”。此时,只有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主张团结,抗日,民主”。“客观地看,中间政派是最早倡导团结抗日的,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始倡者。但由于中间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装,所以其主张不为国共双方所重视,反而因为他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当权派和中共都不合,成为双方打击的对象”。如此认识,改变了陈说,启迪了我们的思考。

  王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历程》,是对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总结。他用“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概括了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过程。他认为,1919-1949年三十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政治集团和三条政治路线,即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中间党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路线。中共的路线和其他两条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三条路线较量的结果,也是两种斗争的结局。这种论断,无疑深化了我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思想史研究。

  抗日战争史研究是王桧林先生学术研究的又一重点领域。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即在北师大历史系开设抗日战争史专题讲座。80年代后,他相继主持编写了《抗日战争史丛书》和《中国抗日战争全书》两部巨著。这两部书出版后分别荣获国家图书提名奖和山西省图书特等奖。此外,他还相继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整体格局》,《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等一系列论文。所述问题,填补了学术界研究中许多空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6年,年逾古稀的王桧林先生退休后,仍心系学术,笔耕不辍。1998年,他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术专著。1999年,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出版,该书是由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他的论文集《中国现代史——事与势》出版。直至2008年患重病期间,他仍在修改《中国现代史》教材。2009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先生在病榻上还写了《用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人的中西文化之争》一文,以五四运动为契机,谈了“中体西用”基本公式的形成和演变的历程,展现了他一生对中西文化碰撞的认识。文章不长,但高屋建瓴,令人深思。

  王桧林先生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现代史研究。他一生严于律己,淡泊名利,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处事踏实,生活朴素。他最推崇的人生境地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临终前,王先生还给我们弟子展示了一副对联:“身处大化中亦忧亦喜;道观天地外即幻即真”。我想,这是他的人生感悟,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教学相长,教研相长

  long8唯一官方网站:大学教育中,学者的教学,科研活动很多,有人认为二者只能选其一。请您谈谈教学和科研两者之间的关系。

  朱汉国:我1973年1月高中毕业后开始从教,后来恢复高考,考到北京师范大学,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在北师大读的,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我这一辈子的职业就是教师。作为高校教师,肩负着教学,科研的任务。其实,有的高校教师,不止这两项,还肩负着一定的社会工作。如何处理教学,科研,以及社会工作的关系?这或许是每位大学老师要面临的问题。

  我记得自己在2000年前后那几年,在教学上承担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多门课程,指导研究生近20名;在科研上,承担3项国家和教育部社科项目;与此同时,还担任历史系主任,参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负责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主持编写初中和高中历史教科书。那个时候应该是自己最忙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怎么忙过来的。

  我的体会是:首先要合理安排好时间,因为一天就是24小时,如果你承担的教学,科研,社会工作多,那只能是比别人多付出,同时要抓住重点,对老师而言,教学就是重点。

  二是教研相长,教学相长。教学和科研是不矛盾的,而且研究成果是教学的底气,科研不好的,教学不会好在哪里去,也吸引不了同学,大学教学和中学教学不一样,中小学教学主要是依托教材来教,但现在有很多好的中学教师也不完全按照教材,也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而在大学照本宣科是行不通的,大学教学不能受教材限制,必须把你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当中,所以一定要抓好自己的科研成果。教学相长,是指教师在教学中,首先要精心准备,好好备课,有时候会与学生进行讨论,并且鼓励学生积极提问,而且这也不是负担,有时候还会激发出新的想法和思考,互相启发,从而有助于教学。

  三是教书育人永远是教师的立身之本。这是和纯学术研究机构不同之处,也可以说是高校的优势,大学教师要教书育人,教学对教师而言,这个是不能打折扣的。教师带学生,永远是本分。一定要好好带学生,不能马虎敷衍,要努力引导学生成才。

  兴趣,基础,态度是学术研究的三要素

  long8唯一官方网站: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近40年,成果丰硕,并且也培养了大批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研究生。在您看来,从事学术研究需要哪些因素?

  朱汉国:从事学术研究的因素很多,每个人的看法也不一样,就像同一位老师带出来的学生,每个人取得的成就都不相同。

  从我个人角度而言,从事学术研究第一得有兴趣。兴趣很重要,命题作文很不好写,有的学生喜欢让老师指定题目做,但老师认为好做的,学生不一定认为好做,所以还是希望学生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研究兴趣是你开展学术研究的第一要素,不感兴趣硬去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在招学生的时候,结合考生的研究领域和个人材料,关注他们的研究兴趣,我曾经招过一个学生,本科专业是自动化,非历史专业的,但这个学生就是对历史感兴趣,当然也有考虑其他的因素。但兴趣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样才会全身心投入精力进去,不以为苦,还以为乐,所以一定要培养研究兴趣,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第二个因素是基础,要夯实基础,不管你研究哪一领域,基础一定要扎实,这个基础包括专业基础,研究历史需要历史基础,而且不能说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就只研究这一领域,你还得了解古代史,今天的历史是昨天历史的延续,现在我们研究历史还要放眼世界,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中,古今中外的历史必须都要有所了解,这是我们的专业基础。

  还有理论基础。理论是很重要的,史论结合,没有理论的架构,深入探讨问题是很难的,历史的核心素养是什么?历史专业的学生除了应该培养包括时序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历史理解的能力,历史解释的能力之外,还要重视史学理论的作用。就像史学专业的学生在设置论文题目的时候,就需要看出时序的能力,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史学领域的论文,还得需要一门史学理论来掌握史料。我们在高中历史核心素养写的是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史料解释,家国情怀。有些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会有点“浅”,就是没有进行理论升华,理论分析和提升,没有将核心观点提炼出来,因此,唯物史观一定要了解和掌握。

  再有就是写作基础。人们或许说,历史还需要写作基础?文笔不好,满篇语病,话语啰嗦,没有主次,写作的基本功不行,怎么能行?错别字,这是小学老师需要去改的。不出错别字,语句通顺易懂,简明扼要,逻辑有序,这是写字的基本功。博士论文出现这些问题,是不应该的。

  第三个因素是态度,治学态度要认真,来不得半点马虎,错别字太多,语句不通顺,这是态度不端正呀。我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会让他们提交论文作业,有的学生分段,标题都不规范,这一看就是仓促写的,态度不认真。做研究需要坐冷板凳,废寝忘食,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顾诚先生治学非常严谨。顾先生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常常一呆就是一天,他认为做学问就应该沉下心,潜心做学问,这就是态度认真的体现。

作者简介

姓名:郭飞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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